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良书 常滨海摄
党建是否科学化，必须在历史中得到检验。党建能否科学化，也必须从历史中寻找资源。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党建科学化问题，并强调要遵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努力在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见到实效。这些都应当成为党建史研究必须认真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
在党建史上，中共遭遇的第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无产阶级人数相对较少的国家里，建成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理论上说，中共本应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然而至少到一大为止，中共党员还几乎全是以学校为依托的知识分子。党生来就带有的这种成分危机是可以想见的。
据可查资料表明，参加一大的13个代表皆为知识分子，全国53名党员除一人（郑凯卿为武昌文华大学工人）以外，其余也都是知识分子。其中35人有过高校的经历，并且22人还是高校的在校师生，就连郑凯卿也算高校的职工。这对于一个自号“劳工政党”的中共来说，的确是一件很不通情理的事。于是，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大会确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致力于组织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共二大通过的《章程》中则进一步写明：“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
这种防止知识分子化的做法，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推向极致。因为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为党的组织成分。党认为“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阶级”，因此强调“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在1927年9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中共又坚定认为，“现在我们党只有坚决的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一下决心重新造党”，否则无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长居乡村。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农民加入了党的组织。中共又出现了被农民化危险。这也是教条主义者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是工人组织，在农村中与农民为伍，怎么能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呢？
后来，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难题。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个人可以超越阶级出身的局限，各阶级出身的人经过党的教育都能成长为共产主义的战士。
其实，中共初生于高校，这本可为它解决如何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难题提供莫大契机，然而在中共成立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党对之却采取了完全回避的态度。这不能不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从实际出发推动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今天的高校党建中，仍然需要发扬毛泽东的这种创新精神。因为，政治有政治的逻辑，教育有教育的规律。中共在高校中，应当遵守教育发展的规律，还是政治运行的规律？在中国，如何防止教育的过于政治化，甚至是政治运动化。这早已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其实，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把在校学习与从事党的工作统一起来。认为：青年学生只有功课弄得很好的时候，才能无条件地取得教师和同学们的信任，才能给开展工作以莫大的便利，功课要不好，不仅不能取得多数同学的信任，甚至根本不能在学校立脚，终要被开除出校。
但在实际中，这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分析，并在实践中从技术层面、操作层面，找到把政治变革和教育发展这两大规律相结合的一个可行方案。
二、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
高校制度的核心是高校党的领导体制。从党建史的角度看，我们则需要关注和理清以下问题。
首先，要关注这一制度的原生态。这就是中共师自苏俄的党团制度。按其规定，中共将在一切非党组织中，凡党员3人以上，即成立党团。1924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决定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应合组党团。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在非党组织中设立党团(即后来的党组)的最早规定。中共以国民党为革命团体的第一级，称为“民校”，青年团（S．Y．）为“中学”，西校（C．P．中共）为“大学”。有左派倾向的分子介绍入“民校”，而仅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才介绍入“中学”或“大学”。
在国共两党内当时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这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以致国民党人也不能不慨叹：“所谓国共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这可能也是国民党推行整理党务案的一个重要动因。
中共的党团制度，还有两次成功运用。第一，在军队中，中共经过“三湾改编”，在军队的最基本细胞中植入了共产党的因子，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二，就是在高校中，中共严格执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度。
其次，要关注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党在高校的领导体制，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先后经历了“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校（院）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校长负责制”七种形式后，最终定型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可见，这一制度是校党委与校行政之间不断冲突、妥协的结果。
再次，要关注这一制度变化的政治性因素。否则，我们就会轻下结论：现行的制度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党的领导体制曾受到过两次偶然事件的影响。
第一次：1957年4月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曾明确提出过撤销学校党委制的建议。于是在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座谈会，专门讨论清华大学的党派关系与领导体制问题之后，各民主党派也都在各高校召开了许多这样的会议。
民盟中央还成立由黄药眠为召集人的“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工作组，起草了《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在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在“教授治校”的基础上，提出“民主办校”的问题。不幸的是，这些主张后来却成了许多人被打为右派的罪证。
第二次：改革开放后，1985年5月27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学校要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但这一改革方案却受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严重干扰。于是在1989年8月28日，党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明确提出：“高等院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试行校长负责制的范围不再扩大。”
最后：还应当关注这一制度的现状。今天高校执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在高校，党委书记厉害，则党委书记说了算，理由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强调党委领导。校长厉害，则校长说了算，理由是党委领导不等于党委书记领导，应强调校长负责。这种扯皮的事在学院一级就不存在。因为高等学校院系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大政方针由院长负责，党委（组织）只起保障监督作用。
三、科学的方法推进党的建设
首先，要认清学生这一社会群体的特殊性。第一，在党建设史上，高校党常处于开拓者的地位（种子党员）。学生党员不同于其他阶层党员的重要之点，就在于其变动不居的“流动性”。因为“学生”不是职业，青年学生从其他阶层来，在几年的学校生活之后，最终还要返回到其他阶层中去。所以中共常把学生视为“各阶层之连锁”，把学生党员视为“种子”党员。
第二，在党建设史上，高校知识分子主要担负意识形态的构建工作。在共产党成立后，老一辈的高校党员，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新一代的高校党员，如瞿秋白、邓中夏等，均迅速由知识精英向政党精英转化，并在革命的实践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而那些仍然在校就读的青年学生则成为了接受中共新理论的第一批群众。在中共看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介于中共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恰好可以充当彼此沟通的桥梁和媒介。党先是向这些知识青年灌输革命理论，然后再由他们深入民众中去动员。于是政党精英与知识青年之间的互动，就构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生产与流通的一种循环路径。
其次，要注重具体方法的运用。在高校党建史上，中共有过许多可贵探索。比如：采取迂回式。中共要求：“每一个同志必须加入一个以上不带政治性质的群众组织，如讲演会，学术研究会，体育会，同乡会等等组织，无此种组织的地方，应由我们发起”。“这在一方可以因为这种组织，与那些同学发生多一层关系；一方亦可引诱同学与我们的思想接近……我们在不合宜的时候，不要说出什么主义，什么党，亦不要说些过于骇人听闻的言辞。我们要把主义的实质，就各种日常问题指示出来，使听的人容易而且乐于接受。”
再如：采取运动式。这种方式朱光潜教授在一次“斗地主”运动中曾有过很生动的描述。他说：“斗争大会的场面是一种情感教育。我分析每次当场的情感，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是站在贫苦农民方面，把地主阶级当作对面的敌人来仇恨。我听到农民对地主诉苦说理，说到声泪俱下时，自己好象就变成那个诉苦的农民，真恨不得上前打那地主一耳光。我虽记得这算违背政策，心里却十分痛快，觉得他打得好。”
新政权就是这样很巧妙地进入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于是经过政治学习，土改运动，三反五反，在人们的观念中新中国新政权与旧中国旧政权形成鲜明对照，且泾渭分明。1951年，在京郊西红门的一次斗争大会上，当几十个农民涕泪交流地控诉恶霸地主的罪行时，徐悲鸿教授和学生们一起放声大哭。我们由此可以认定，党正是通过这种很实在的“斗争”的方式，在知识分子的脑海中树立了无产阶级的意识，逐步构建起人民民主国家的观念。
第三，要注重客观环境的变化。大家知道，在民主革命的大部分时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是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但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中共仍不乏忠贞坚定的信仰者。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在高校中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宣传可谓铺天盖地，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客观环境的变化。
比如：1942年的延安整风，创造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好形式。基本步骤是：第一，学习文件，报告辅导。第二，小组讨论，个人总结。第三，组织审查，经验推广。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这种小组的互动极容易造成团结或紧张的氛围。各成员，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思想“有病”的同志，只有证明自己已完全接受群体的观点与规范，才能恢复自己的尊言并为小组重新接纳。这使得小组成员在思想信仰和日常工作两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中共把这种一致性由小组提升到单位，然后再归结到中央。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则被溶化到团结、高效的组织中去。这样经过整风运动，一个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被建造出来。但70年前的做法，如果搬到今天来用，其实际成效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每一个理论的提出，每一活动的开展，都会说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这本无可厚非，只是在形成这一判断之前，还必须做好以下两项工作：第一，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必须有历史学者实实在在的参与。第二，对历史经验的现实价值必须作出实际的评估。环境变了，条件变了。物是人非，今非昔比。因此，对历史经验，即便是非常成功的历史经验也要谨慎使用。
本文系作者在“党的建设科学化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